▲2017年全国体育总监大会。 （截图/图片来自中国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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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

2017年12月23日，全国体育总监会议在北京召开。

仍在适应角色的姚明以篮协主席的身份出席了会议。轮到他发言时，工作人员发现麦克风的高度距离他的胸部还不够，只好临时找了一个麦克风支架，调整到最高位置。但还是没能到达姚明的嘴里。 “姚巨”无奈地笑了笑，无奈地握住了麦克风。

此次，姚明作为体育界改革代表上台发言。

一年前，同样是在全国体育局长大会上，刚刚接任新任体育总局局长的苟仲文出人意料地点名姚明：“如果我看篮球，我可以请姚明当篮球协会主席让篮球人自己做。”

很快，姚明出任篮协主席，成为中国体育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此后，一大批明星运动员接替官员，执掌各个单项运动协会。过去，担任这些职务的都是厅级官员。

以体协实体化为号角，蛰伏了近二十年的体育改革重新启动。引人注目的同时，也引起了不少争议。

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苟仲文出席政协体育界联席会议时，回应了外界对改革的争议和期待。

“目前我们没有别的路可走，还是要走改革的路，平衡市场和计划。完全取消国家体制肯定是不可能的，更不可能不走向市场化。”苟仲文呼吁“下一步要加大改革力度，希望各方能够给予一些理解和支持”。

从薄弱项目开始

在姚明出任篮协主席之前，体育改革的想法就已经在酝酿之中。

据公开媒体报道，2016年12月底，苟仲文就任体育总局局长后召开第一次全国体育局长会议时，并未要求政法部起草和往常一样，他也没有让秘书写文件，而是自己写的。政策议程的重点是个体体育协会的具体化。

过去，各个体育协会和各个管理中心，对人、钱、物没有区别。 “体协已经成了管理中心的一个牌子，没有名字了。”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体育社会学家陆元振表示，协会主席还由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兼任。 “哪个牌子好用，就是用哪个牌子？”

这个系统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比如，管理中心主任是有任期限制的行政干部，60岁必须退休，这与体育事业的发展是冲突的。国际体育组织主席的职业生涯很长，工作到70多岁、80多岁的人不计其数，但这在中国很难做到。

“任期制导致他们在开发项目时急于求成、急功近利。”在资深体育媒体记者方雪峰看来，目前的情况是，将一个项目从第20名改为第10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每个人都在努力抓住它。这是一个可以将第八名变成第三名，或者第四名变成第一名的项目。 “最需要支持的弱势项目正变得越来越边缘化。”

针对这一现状，本轮体育改革的中心问题是让体育协会更加务实，由协会负责项目开发。原项目管理中心仅提供业务指导。未来，项目管理中心将被合并甚至取消。

在方雪峰看来，这次改革实际上是20多年前就开始但后来中断的“去行政化”的延续。

1993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吴绍祖进行了第一轮体育体制去行政化改革。体委下属的20多个体育管理中心是第一轮改革的产物。在吴绍祖的改革蓝图中，各业务部门将转型为项目管理中心，最终转型为体育项目的社会团体和协会。

然而，在吴少祖任职期间，这个蓝图只实施了一半。随着胡兆珠的辞职，体育改革陷入停滞，原本打算作为过渡项目的项目管理中心也被固化。

吴绍祖离开16年后执掌体育总局的苟仲文再次将改革目标聚焦在协会体质化上。他提出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中心的人不能担任协会的主席，以后改造协会的也不会是中心了。” ，而是协会如何改造中心。”

过去一年，篮球、击剑、柔道、拳击、跆拳道、空手道、摔跤、滑冰等协会都任命了新主席。他们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运动员。

“从薄弱的项目开始。”与苟仲文有过多次接触和交流的方雪峰表示，这一轮体育改革的步骤也有讲究，暂时只对强项进行微调。

如今，大多数协会已经与管理中心分离。但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射击等优势项目基本没有调整。各中心主任仍兼任协会主席。

这些优势项目也恰好是奥运项目。 2017年6月，国家体育总局棋牌管理中心主任罗朝义在出席城市围棋联赛时向外界透露：总局已经确定了各管理中心改革的时间表。 “一些非奥运项目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很快就轮到奥林匹克运动了。”

他表示，本轮改革的总体要求是五个脱钩。除了机构、职能、资产、人员脱钩外，党务工作和外事工作也必须脱钩。改革后，党务工作必须由党部门管理，外事工作必须属地。管理。

截至2017年底，28个脱钩改革试点协会中，10个已完成脱钩任务，3个脱钩实施方案已获批，7个已完成脱钩方案报送。

据方雪峰观察，体育总局基本上将为改革后的协会“架起山河桥梁”。

姚明上任不久，就有消息称他的改革方案被否决。正当各方猜测姚主席的权力是否已经黯然失色时，苟仲文主动为姚明澄清：“不能说今天上任后，明天就会出台一系列政策，但一定有一个。”过程。”

最终，姚明提出了篮协建立双国集训队制度的改革方案。两支国家队将相互竞争，组成真正的国家队。

改革后，协会的自主权比以前大了很多。不仅是篮球协会，击剑协会也在探索。它不再像过去那样设置优势和劣势项目，而是将每个剑类都作为重点。

“其实我是在补课。”

近一年来，每个月都有体育总局人事调整的消息传出。 22个体育管理中心中有20个调整了领导班子。对此，就连苟仲文也自嘲自己有一个绰号叫“全斗焕”，与“万变”谐音。

人事调整的原因很少与年龄有关，而大多与改革有关。交易员苟仲文似乎已经习惯了身处改革的漩涡。此前，他在原信息产业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北京市工作期间，推动了多项改革。

2016年10月31日，59岁的苟仲文从北京市委副书记“压哨升职”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升至正部级。此时距离他被任命为北京市委副书记还不到半年。

苟仲文富以“局外人”的身份进入体育行业，被贴上“改革者”的标签。苟仲文甫一上任，外界就对体育体制改革寄予厚望。

“2008年以后，本来是改革的最佳时机，但我们错过了。”体育社会学专家陆元振认为，苟仲文主导的这一轮改革实际上是在弥补教训。

陆元振分析，改革之所以多年来停滞不前，一方面是涉及的利益太多，另一方面是奥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改革将带来业绩波动的风险。 “没有人能承担这个责任。”

正如苟仲文在2017年全国“两会”讲话中所说，中国体育有其特殊性。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总是纠缠不清，改革举步维艰。”

然而，即使考虑到奥运会的成绩，2008年以后中国在奥运会上的成绩也每况愈下。

陆元珍介绍，在备战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项目中心的权利进一步强化，集行政、社团、企业、中介、事业单位于一体。行政权力最大化带来了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成绩，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奖牌数量。

但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到里约奥运会，中国的奖牌总数从100枚下降到70枚，金牌数从51枚下降到28枚。传统弱项项目依然十分薄弱，体操、射击、举重、羽毛球近年来在世锦赛上也受到严重威胁。

卢元震认为，“伦敦奥运会、里约奥运会的成绩是不改革的结果”。

备战促改革

近两届奥运会表现不佳的阴影仍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日益临近。结果也将从一个侧面审视这一轮体育改革。毕竟体育改革主要针对的是竞技体育。

“我们确实遇到了很大的挑战，现在国家体育总局应该说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请大家放心，但是难度确实很高。”对于2020年东京奥运会，苟仲文在2017年“两会”期间就如此公开坦言。

据方雪峰介绍，体育总局非常关心能否在东京奥运会上击败日本。但令他担心的是，中国竞技体育在夏季和冬季均呈现下滑趋势，而日本却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虽然日本在近几届奥运会奖牌榜上的表现一直不如中国，但中国在2017年各项世界比赛中的表现却不如日本。

数据证明，2017年中国在27个项目中获得世界冠军或排名世界第一，而日本则有29个，而且日本在多个项目上都没有派出最好的球员。 “这是30多年来的第一次。”方雪峰说道。

面对日本来势汹汹的进攻，体育总局改变传统备战模式，提出“以改革促备战，以备战促改革”的口号，并成立了总局备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 。

与以往的奥运备战办公室不同，现在的备战办公室更接近中国奥委会的实体孵化器。战备办公室的成员不限于公职人员。备战办主任刘爱杰，原竞赛部副部长，已年过60岁退休。

另外，这个战备办公室还可以接受社会资金支持，这是以前不允许的。

2017年11月21日，中商华通与奥运筹办办公室签署协议，为中国筹办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和2022年北京冬奥会提供支持。这是战备办公室成立以来收到的第二笔支援资金捐赠。第一份捐款来自房地产公司东升集团。

目前，筹备办公室尚在筹建过程中。办公室主任刘爱杰提出要广纳天下英才，招募全国乃至世界精英参与奥运会筹备工作。

“目前，整个备战室就像一家初创公司。”同时也是备战室成员的资深体育媒体人士方雪峰说。据他介绍，筹备办公室目前已组建了技术援助、运动表演、康复医疗技术三个团队。

除了科研人员外，战备办还邀请了律师、经济学家、媒体人加入，并计划设立国际人才引进部门。

未来，战备办还有一项工作要做，那就是“拆墙”。

筹备办公室主任刘爱杰表示，跨境选拔运动员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但中国体育产业却人为地筑起各种制度围墙，在体育项目之间制造壁垒。

近年来，体育总局领导提出了“跨界选拔”新理念——跨项目、跨民族、跨地区、跨领域选拔。

方雪峰回忆，面对中国体校的没落，苟仲文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武术学校的学生有几百万，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他们当中选拔体育人才？还有杂技”学跟头很难，学跟头也很难。”滑雪并不难。为什么杂技演员不能学滑雪？”

在体育总局的诸多改革措施中，“扁平化管理”的影响不小。体育总局党组成员分工进行了调整，将原来几个部门、几个单位的分块管理方式调整为按业务条款分块管理。 “一杆到底”、各部门结合的“扁平化”管理。

但事实上，体育改革仍面临外界诸多不理解。事实上，行业内部也存在很多障碍。

“无论是支持改革的还是反对改革的，都或多或少是被动的。”一位熟悉苟仲文的体育总局副厅级官员表示，管理中心与协会分离后，原管理中心的公共职责员工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放弃设立”并加入协会，或者退出协会并留在系统内。”

面对变化，有人观望，有人不满。某省体育局副局长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他对当前的体育改革“有些不理解”。资深体育媒体人方雪峰也观察到，改革实施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障碍。

也有人对改革表示担忧。新上任的专门体育协会会长中，有的从未接触过其所负责的体育项目。

“他们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吗？协会会成为另一个‘衙门’吗？”一位业内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提问：“一切还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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